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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智能思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时代融合
智能思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时代融合
摘要：智能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人工智能在“事”“体”“道”等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事物、生态和思维的变革。但也存在“效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规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明道”与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性之间的矛盾。为推进变革和纾解矛盾，智能思政应从彰显育人价值、浸润育人情境、增强育人效果三个维度明确“可用之器”与“向善之道”的发展定位，强化技术运行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契合，推动思政育人与人工智能的双向赋能，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融合。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思政；器以载道；时代融合
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视域中，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是核心问题。马克思在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时，将出发点确定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52。这一论断为深刻把握智能思政的逻辑起点与现实意涵提供了重要遵循。将人工智能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形成了智能思政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智能思政依托“数据+算力+算法”的定义法则，以数据化、自动化的呈现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载体的及时更新和手段的方便快捷，助益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器以载道”。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有效规避人工智能可能诱发的情感交流弱化、价值需求淡化等问题，特别是要破除人与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元对立的片面思维，彰显育人价值、浸润育人情境、增强育人效果，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融合，更好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
一、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革新的重要因子
“事”、“体”、“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事”具有外显性，是供人使用的有形之物。“道”具有无形性，体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行规律。在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以外显性的、中介式的方式来展现其技术优势。所谓“事不离道、道不离事；道寓于事、事彰显道”[2]141，即是此理。而“体”具有中介性，是贯通“事”与“道”的桥梁和纽带。如智能化的教学系统、课堂管理系统以及决策运行机制等。从“事”、“体”、“道”角度考察智能思政问题，可以发现，人工智能虽然在载体、手段等“事”、“体”层面变革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形态，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道”之层面的育人目标、育人本质、育人价值，却未因外在形态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改变。
(一)从“事”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事物”变革
思想政治教育的“事物”变革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及手段层面。从历史维度看，在原始社会，人们依靠语言开展思想交流和劳作沟通，并在协调合作的集体活动中形成社会实践，“成人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随之萌芽，“这一教育过程涵盖身体锻炼、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意志品格训练和社会习俗教育等”[3]10。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发明了文字、纸张，思想政治教育的书写载体得以优化，信息流传时间得以延长。近代以来，不论是信息时代的电视、电话、广播媒介，还是智能时代的算力、算法、大数据，更是极大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范围，信息的保存和传播也更加快捷高效。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运算、深度的学习能力，更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各领域的存在状态。这不仅是对人的智力水平的全面考验，也引发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切思考。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智能思政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载体、手段的新融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打破物理时空限制，在开放性、延展性、传输性等层面得以增强，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事物”。
(二)从“体”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氛围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层面。这一指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人工智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主要方式。近代以来，印刷工业兴起，人们利用印刷技术突破人际交流限制，大量快速地传播知识和信息，由此进一步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空间和资源供给。以班级授课为主要模式的学校教育生态逐渐形成，并在信息时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这一教育生态中，形成了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主要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以考试评价制度、育人管理制度、实践活动制度为主要制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生态。“对人的智能或认知活动的模拟范围或类型不断扩展从而模拟能力不断提升”[4]50的人工智能，经历多次迭代升级后，已逐渐由数据领域、算法领域演进到应用领域、服务领域。这种演进趋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学”与“教”两个环节，而是打破时空限制，通过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教育载体和平台，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境共同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个性化、泛在化、过程化的特征，从而在尊重个体的选择性、激发个体的能动性的过程中，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以成人”的生态氛围。
(三)从“道”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更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更新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本质和运行规律。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更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价值、内容、本质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在智能时代，将变得更加自主和自由，也更加需要新的思维理念来应对日益原子化、技术化的生活方式。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看，如果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仅仅或过分追求思想政治教育秩序的规范化、思想政治教育流程的畅通化，而忽视对个体价值需求的满足或精神生命的完善。那么，人的精神需求多样性就会被束之高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也会荡然无存。作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智能思政应将个体的主体性、技术的价值性、人的全面发展性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其中，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价值性要求智能思政应以工具理性为手段，凸现技术为人服务的根本价值；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智能思政坚持以文化人，“凸现技术为人发展服务的特性”[5]48。在三者有机结合的场域中，不断增强个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意识与接纳能力，引导个体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图谱与科学的技术运用思维，使个体由“数码人”向“载道人”转变。从而使智能思政发挥“对人的成长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正向效应”[6]50，彰显“道不远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意涵。
二、矛盾纠葛：智能思政应当规避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学者玛格丽特·博登曾对人工智能下了一定比较简练的定义：“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事情”[7]3。虽然这一概念是一种描述性的括定，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和采用。从技术逻辑看，人工智能是“利用自己的学习能力实现对于人的智能和行为的模拟”[8]24并以计算主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技术形态。智能思政作为以数据与算法为技术支撑、以技术逻辑为运行法则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要实现器以载道、学以成人的目标，就要把握好技术运用与思政育人的矛盾问题，防止出现技术异化情形。
(一)技术追求“效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的矛盾
“效用”指向的是现代技术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手段或载体。各式各样的现代技术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向着技术思政、科技思政、精准思政的方向发展。但技术天然具有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往往欠缺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割裂甚至对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享受现代技术快捷高效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所有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借助技术才能展开的技术依赖症[9]15。现代技术渗透到个体生命依存的诸多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勃兴，极大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智能化教具与传统教具相互补益，人机融合与人机协同模式席卷而来，使现代技术在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现代个体生命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当人工智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依赖甚至主宰时，人工智能就被赋予了过于“智”或“神”的色彩，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宠儿”。在技术依赖症的惯性牵引下，“由技术理性主导的教与学将贬黜本真教育的生命意蕴”[10]2，致使集生命性、价值性、社会性与技术性于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遭到破坏。
(二)技术遵循“规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的矛盾
“规则”指向的是现代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运行标准和流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承载，通过信息嵌入、代码驱动、算力运算、深度学习、数据输出的标准化规则和工艺化流程，持续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和信息。在智能思政视域中，标准化规则和工艺化流程发挥着规定性功能，即决定着数据和信息传输的量级、类型、方式和范围。事实上，这种标准化规则和工艺化流程缺少主体自觉意识，因而难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信息的目标旨趣与运行意义。同时，正因标准化规则和工艺化流程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何以传播、如何传播、传播什么、传播多少但又无法理解数据、信息背后的目标与意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的人文精神受制于标准化规则和工艺化流程的影响，只能在既定算法规则、流程框架、预设程序内运行，个体体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只能借助冰冷的数据交易来呈现，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无法充分感知外部世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在数据交易过程彰显其人文精神的社会关系向度”[11]46。
(三)技术弱化“明道”与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性的矛盾
“明道”指向的是现代技术蕴含的技术思维与技术价值。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探讨了近代工业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阐述了技术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深刻影响。现代技术渗透到社会文明的各个角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承文明价值、展现文明观念的阵地也因现代技术的广泛普及而发生深度变革。现代人在享用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容易陷入“技术的狂欢”，成为将个体生命嵌入现代技术中的“赛博人”，以至于现代技术反过来规约甚至宰制人的生命发展。从智能思政角度看，如果单纯从技术思维出发而不考虑技术背后承载的生命价值，那么，人工智能的运用至多停留在确立技术标准、明确技术规则、创设技术环境、优化技术手段、升级技术平台等外在层面，人的情感体验、价值选择、学习意义也只会被机械纳入机器“算法”之中，导致具有人格尊严、意义世界、精神需要的个体生命淹没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附魅”之中。一旦人的生命意义被技术蒙蔽，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人文精神、意义世界就会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偏离启迪生命的正确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从“明道”维度考察智能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人工智能发展的本体性思考，是找寻思想政治教育“安身立命”之所的必然性选择，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坚守生命逻辑的前瞻性探索。
三、智能思政：“可用之器”与“向善之道”的时代融合
智能思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明确了“可用之器”与“向善之道”的发展定位。“可用之器”着眼于有效性原则，指向智能思政的技术应用效果。“向善之道”立足于价值性原则，指向智能思政的育人本质功能。实现“可用之器”与“向善之道”的时代融合，可以从彰显育人价值、浸润育人情境、增强育人效果三个维度加以展开。
(一)彰显育人价值：由外部引入转向内在生长
彰显育人价值有外部引入与内在生长两种路径。前者从智能技术出发，使思想政治教育被动改变自身以适应智能技术。后者从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出发，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选择与运用智能技术。而要彰显育人价值，必须走由外部引入转向内在生长的路径。
其一，在技术运用中聚焦育人价值。价值问题主要涉及需要与满足的效应关系，与人们的生成发展和生命完善息息相关。只有当现代技术引入到育人价值体系中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与革新这一育人价值体系时，现代技术才真正获得了“器以载道”的“身份认同”。在智能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承认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变革的必然性，且这种必然性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意味着，智能思政在开展过程中，应充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性和超越性，“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中”[12]330。通过唤起个体对内心世界中生命意义与成长价值的体认，培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发展之人。从育人实践看，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与道义性引导个体把握现实世界，理解生命意义，“牢记生活是连续的、多样的且被体验的，而不是被计算的”[13]33，引导个体在真心认同科学理论、正确把握历史规律、深刻认识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做心中有家国、有社会、有美德的时代新人。智能思政这种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德智体美劳深度融合的价值追求，超越了以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单纯技术路径，拓展为一种超越“术”而培养“道”的高阶教育路径。
其二，在技术精神中涵蕴育人价值。当人工智能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时，作为技术运用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应将其仅仅视作工具、载体或手段的对象物。人工智能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者育人目标、育人价值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智能思政的技术运用，人工智能就被赋予了技术精神的深刻内涵。技术精神从本质上看，“是由技术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技术行为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14]19，并且内含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理性自觉，使现代技术有了服务人之活动、满足人之需要的价值承载。将技术精神融入现代技术运用的过程，也是对技术运用有效规制和理性引导的过程。进言之，人工智能对教育价值需要的满足与否、是否契合个体成长发展，归根结底要看人工智能嵌入后，利用技术精神有效约束其适用性与符合规律性的程度。在智能思政视域中，要善于挖掘人工智能蕴含的技术精神，并将这种技术精神同个体精神世界有机联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体从外在约束转向内在驱动、从技术运用转向人机共生，从关注外在技术社会转向体验内在精神生命，使其在向内的“认识你自己”中更好地认识他人和社会，实现智能思政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导性和教育对象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二)浸润育人情境：从技术本位到人之本位
技术作为人的发明物，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难以排除技术异化的潜在风险，“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决定着技术异化的人为性及可控性”[15]64。智能思政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应当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创设良好条件，实现智能思政的育人情境从技术本位向人之本位转变。
其一，在技术运用中把握育人情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16]377，这项工作内在蕴含着育人、成人的价值内涵，将这种价值内涵融入人工智能并引导人工智能为“已”所用，必然会带来人工智能的情境变革。这种情境变革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满足个体成长发展的价值需要。智能思政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个体的学习情境和生命情境，丰富了个体的生命实践、增强了个体的自主学习动力，并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现实情境和虚拟情境深度结合的过程中，教育和培养生命自由发展之人。马克思曾主张人通过技术活动实现生命自由发展。他认为，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7]205，人在以技术活动为手段的社会实践中实现意识自由与活动自由，并最终到达体悟生命自由的情境。智能思政视域中的情境，应当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为主线、以情感交流为依托、以探究问题为导向、以个体主动学习为旨归。这样的情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体悟生命自由”的情境。为达成这一情境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将虚拟网络场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大学生的认知偏好有机结合，善于融‘教’于‘导’，寄‘情’于‘引’，将课本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的人化叙事，”[18]119在教与导、情与理、人与物、器与道的交融中感受智能思政的情境魅力。
其二，在技术运用中展现育人使命。智能思政的展开过程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播育人知识、内化育人精神、内化技术理性、展现育人使命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表层意义上的技术手段、技术工具、技术载体等技术运用层面，更关涉到个体成长发展和生命完善的育人使命层面。不管人工智能如何融入、以何种方式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真正关照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生活经验及生命意义，才能真正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需求。由此观之，智能思政应当激发个体在更高境界、更宽领域、更大平台追寻生命意义、把握时代脉搏、服务社会发展，才能引导个体在知识习得、素质提升、价值塑造过程中找到成长发展和生命完善的价值归宿。这意味着，智能思政必须打破时空限制、算法规制和算力钳制，融通思想政治教育走进人、培养人、发展人的现实意义，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维系情感交融的育人关系，提供与时俱进的育人资源，运用显隐结合的育人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具象化、立体化和生活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与使命担当。这亦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个体获得人生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的使命展现。
(三)增强育人效果：从注重流程到诉诸质量
无论开展何种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关注育人的质量和效果。质量和效果表现在对各种具体问题或活动流程的解决和优化程度。智能思政有利于缩短育人输出与育人目标间的差距，为提升育人质量预留实践空间，这也构成了智能思政增强育人效果的条件支撑。条件支撑只是增强育人效果的前置要素，而非终局目标。
智能思政的终局目标在于通过缩短思想政治教育流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也就是说，坚持增强育人效果的质量立场，坚守被人工智能工具理性遮蔽的育人本质，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个体的思想价值引领和全面发展需求，这才是智能思政增强育人效果的深层逻辑。
其一，增强育人效果是智能思政的根本目标。具体问题的解决或具体流程的优化虽然重要，但只是智能思政增强育人效果的外部呈现与阶段要求。要推动智能思政的深度发展，必须聚焦育人效果的内在价值与终局目标。这一内在价值与终局目标要求，必须将个体的思想价值引领、全面发展需求置于核心地位。智能思政作为“将智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深度融合”[19]3，是一种融人的智力、技术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于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智能思政通过手段、工具、载体层面以及理念、内容、形态等层面的变革，构建了蕴涵强大智慧、凸显高阶智能、打破时空阻隔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要充分发挥智能思政这一生态系统的育人功能，应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上由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由辅教辅学到双向互动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上由技术场域向人机协同转变，推动个体“转识成智”、“转智成德”，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便捷化、过程化与技术运用的人性化、生命化的有机结合，并通过智能思政挖掘个体的生命潜能、强化个体的主体意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充满智慧，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及个体德性修养的提升。如此一来，智能思政就获得了技术运用适恰与育人效果增强双重价值的“身份认同”，达成智能思政集知识传承、人格塑造、生命完善于一体的发展目标，并在可用之维与增智之维两个层面为增强育人效果提供了强大动能和现实场域。
其二，人的主体地位是智能思政的效果指向。如同马克思技术观中将人与技术的关系视作核心问题一般，智能思政视域中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也是其核心问题。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虽然被赋予了技术精神的人文内涵，但更多时候扮演的还是对象性的工具或手段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人的需求具有丰富性、多变性，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全面性。人会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必然会关注自身本质力量的不断延伸，尤其关注现代技术发展对自身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精神文化需求等层面的影响。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技术的典型代表，如何实现人机与共，是个体审视自身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精神文化需求必然会关注到的焦点问题。“人机与共，……是人机和谐、共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20]8。从这个角度考察智能思政，其最大意义“是让每个人在技术的帮助下，获得最大的自由，体现最大的价值，并从中得到幸福。”[21]290从这个角度出发，智能思政应充分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和成长成才规律，注重引导个体在数据化的算法世界中明辨是非、崇德向善、坚守信仰、追求卓越，从根本上克服人简单将人工智视作工具、手段的技术逻辑以及人工智能机械地将人视为对象、模型的算法逻辑。同时，智能思政应将技术运用融到“关心厚爱”与“严格要求”的辩证统一过程，以“严管”与“厚爱”有效克服在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溺爱”与“放纵”背后隐匿的以群体性符号标定个体特征的数据化逻辑，促使有力量、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文关怀引导个体善待、善用人工智能，“赋予算法和数据以主体性必然要求，回归人的本质规定性，追寻人的主体性发展”[22]43，引导个体超越对人工智能的外部依赖与被动接受，创设生命成长的主体境域，构建精神丰盈的主体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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